首页 > 企业观察

丁兆:简政减税,让我走出创业期难熬的冬天

初见丁兆,并没把他与“剑桥博士”这个相对高冷的称号联系起来。一见面,他热情地把记者让进沙发区主座位置,又嘱咐工作人员把空调温度升高一点,他的细致、低调和圆融,更像一个草根创业者。

今年33岁的他,上学时曾是一路开挂的“学霸”:15岁赴英国读书,17岁高中毕业获盖茨奖学金,同年考进英国顶级名校帝国理工学院,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24岁在剑桥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

机会向年轻的“丁博士”频频招手:尚未毕业他就被伦敦一家制药企业高薪聘请;取得博士学位后,导师又力邀他留在剑桥大学任教。不管哪一种选择,似乎都前途无量。但丁兆坚持回国并返回家乡——四川省内江市,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三线城市。2010年,他在内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从此成为一名普通的“返乡创业者”。

8年前的丁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8年创业路上他经历了什么?

2017年10月,丁兆(右二)带领研发团队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医药原料博览会,这是每年一次的全球最高规格的医药行业展会。 资料图片

我想创办一家企业,生产中国癌症患者负担得起的高品质抗癌药”

记者:你有机会在伦敦商务区做一个名利双收的学者型商人,也有机会在剑桥这样的世界名校谋一份教职,这都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为什么选择返乡创业?

丁兆:在剑桥上学时,我从媒体上看到国内患者组团包机去印度买抗癌药的新闻,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和当时国内制药业的落后,让我心里特别受震动。8年前,中国制药企业与欧美制药企业相比,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研发水平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内药企生产的成品药,没有一个品种销售到欧美。特别是治疗癌症的药物,中国完全靠进口,价格昂贵,患者难以承受。我想创办一家企业,生产中国癌症患者负担得起的高品质的抗癌药。这就是我选择回国创业的初衷。

记者:说起抗癌药,很容易联想起2018年的票房大赢家《我不是药神》。你怎么看这部电影?

丁兆:电影很煽情,催人泪下,电影情节展现出的普通人患癌后的惨痛经历也让我很难受,但我不能认同电影的观点。电影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把制药企业代表描绘成不近人情、贪婪冷血的坏人,把药企和患者粗暴地对立起来,这样处理太简单化了。

抗癌药的高价首先有成本方面的原因。据网络资料,1997年~2011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共投入研发费用817亿美元,而这15年间该公司仅有10种新药获批。另一家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研发投入590亿美元,15年间只有5个新药获批。巨大的研发费用是新药价格高昂的根本原因。投资新药风险极大,如果没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谁来投资医药行业?人类健康事业又如何进步?

电影中暴露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国内制药水平的落后、当时进口税较高、医药市场比较混乱,医保制度和药品招标采购制度不完善等。目前一些矛盾正得到缓解,国家对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扩大抗癌药纳入医保的范围,国内抗癌药质量和产能不断提高,这些都有助于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回头看,当时的选择其实是很冒险的”

记者:回顾这8年的创业经历,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丁兆:一个字,“难”。

创业之初,我们就定位于抗癌药物生产,可以说是“志存高远”,可是,“高处不胜寒”呐。回头看,当时的选择其实是很冒险的。抗癌药是救命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企业创办后,几年时间持续不断地投入了五六亿元的资金,却迟迟见不到回报,作为创业者,要承受来自投资人、员工、供应商以及市场的巨大压力。

2015~2016年,企业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欠着银行两亿多元的贷款,还有其他借款1亿多元,每年光利息支出就要2000多万元。人员工资、设备购买、原料进货、销售拓展,一项项都需要钱。资金每天象水一样流出去却没有销售收入流回来。

如果说破产是悬崖,我好多次都已站到悬崖边上。有一次公司开年会,大门被讨欠款的供货商堵了。还有一次,我把母亲压在箱子底的存折翻出来,一百万,那是老太太留着养老的钱,我借来给员工发了工资。我们是科技型企业,人才是核心资产,一旦发不出工资,科研团队散了,公司就垮了,几个亿投资也打水漂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不选个成本小、挣钱快的项目?干嘛要去填医药这个坑?制药这个坑,填平了能盖起高楼,失败了你就埋坑里了。

没有简政减税改革,我很可能撑不下去了

记者:不管多难,你熬过来了,能坚持的人都是幸运的。

丁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好时代。如果没有国家简政减税的一系列改革,或者这些改革晚出台两年,我很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以我所在的医药行业为例,以前国内药品审批过程非常缓慢,一个新药通过审批往往耗时耗力。但是,企业拖不起,患者也拖不起。对于癌症患者,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每个患者都要和时间赛跑,谁跑赢时间,等来有疗效的药物,谁就有了生的希望。2015年国家启动药品审批改革后,审核更严格,但过程简化了,审批大提速。对患者来说,新药能以更快的速度到达医院,用到患者身上去。对企业来讲,产品能更快地获批上市,更早取得销售收入,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以前药品市场鱼龙混杂,药品的销量不是靠品质而是靠营销,靠广告,靠医药代表给医院提成。结果是质次价高的药品反而卖得很火,既坑患者,又坑那些认真搞研发的制药企业。2015年启动药品一致性评价,要求国内生产的药品,必须在质量与疗效上达到与进口药(原研药)一致的水平。如果有3家企业通过了一致性评价,其他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同类药就不能再生产销售。从此建立了药品优胜劣汰的正向淘汰机制,有利于高品质药物的研发生产。我们的注射用培美曲塞是国内第一个通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产品。

2018年12月,医保采购改革发力,京沪广深等11个大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年度用药的60%~70%由政府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显示,药品中标价格大幅下降,与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中选的25个品种药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达96%。以抗癌药培美曲塞为例,500毫克/瓶的产品,原来进口药价1.3万元,我们的产品卖8000多元,带量采购价格仅2700元。药价降了这么多,病人得到实惠;政府医保成本也降低了;那么药厂呢,会不会亏损?药厂单瓶产品利润降了,但销量大幅提升,销售费用大幅下降,因而总体利润是上升的。培美曲塞每年在全国的市场销量是40多亿元,通过带量采购,我们今年预计能占据20%的市场份额,实现8亿元的销售。医保采购改革的结果是三家共赢,生产优质药品的企业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

税收优惠是雪中送炭,帮助公司渡过艰难时期

记者:近几年,国家还推行了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创业创新。汇宇制药从中得到哪些实惠?

丁兆:在8年的发展过程中,汇宇制药一直得到税收政策的扶持和税务部门的帮助。

2018年5月起,国家降低抗癌药产销行业增值税税负,我们可以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相较于过去16%的增值税税率,税负降低了4个~5个百分点。2018年8月,公司资金最紧张的时候,税务部门主动上门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一次退税2100多万元。当时我们现金流非常紧张,这笔退税款是雪中送碳,帮助公司渡过困难时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我们的支持力度特别大。公司近几年共投入研发费用1.28亿元,其中近8000万元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2019年公司还将投入3000多万元用于研发,也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还有高新企业研发费用所得税亏损额抵减期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对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利好。

这些年,税务部门主动服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机构改革以后,新税务部门服务更加到位,值得点赞。随着公司从投入期进入产出期,今年汇宇制药的生产销售会有一个大的突破,税收贡献也会不断加大。

记者:在你心目中,企业将来的发展愿景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期待?

丁兆:目前,汇宇制药已经有多西他赛、盐酸伊立替康等六七个成熟的抗癌药上市,奥沙利铂等三四个药品正在申请注册,还有几个抗癌药品种在预研中。汇宇制药会一直专注于抗癌药的研发生产,我们的目标是不断生产出品质和疗效更好、价格合理甚至相对低廉的抗癌药,让普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关于企业的成长,我们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争取早日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国际化制药企业。

作为创业者,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让我振奋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表示,下一步中国将推出更大规模、更具实质性和普惠性的减税降负举措。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中再次强调:“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对此我们非常振奋,也充满期待。尽管民营企业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只要沉下心来抓产品,抓市场,抓创新,民营企业是有竞争力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经过8年的努力,汇宇制药已成为国内抗癌药研发生产领域中颇有竞争力的新锐企业,丁兆本人入选四川省100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并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


编辑:张瑜

要论要言

更多 >>

财税新闻

更多 >>

图片新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