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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有深度 有高度 有温度

赵恒

进入新时代,新任务、新使命赋予税收新的定位。税收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还由于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被赋予治理范畴的属性。同时,人民对税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策对于新一轮税收改革来说至关重要,它是税收改革的灵魂,关乎税收改革的成败。

制图 李一园

一条重要的实践经验

政策体现的是实践主体的意志、愿望和目的,同时是其行动指南,直接关系到实践活动的成败。策略则是实施主体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任务而采取的行动方针、方式和手段,以及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政策和策略。1948年3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随后他向全党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40年税收改革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94年增值税改革,虽然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而非消费型增值税,在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上还存在不彻底性,但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状态,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既能抑制投资需求,避免投资膨胀,又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这次增值税改革虽不彻底,却是一个税收政策的有效运用。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认为的那样,关注加税、减税、税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税收制度的决策机制。

税收政策应把握三个度

税收政策的研究要有深度。进入新时代,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能够科学解读中国税收实践的系统理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理论体系。税收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税收制度设计的先进性、科学性,还取决于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相协调的政策体系。

中国税收理论体系建设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税收实践也为世界贡献了新的税收理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中国税收?这是一个备受全球关注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解答的课题。新时代的税收研究既要有时代性,更要有创新性。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原理,来解读中国税收理论体系是不会有答案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体量庞大、体系复杂,而且其中既有现代经济,又有小农经济。市场主体的多元性、区域结构的复杂性是西方经济体所没有的。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研究中国税收的现象和问题,不能将西方税收思维模式格式化,以之裁剪中国税收制度。应抓住中国经济本质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税收政策研究。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面临着很多困难。减税不仅可以较大幅度减轻制造业企业负担,稳定企业预期和提高经营效益,而且可以帮助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设备更新、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从而推动制造业发展,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当前中国制造正处于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时期。税收政策的研究应适应这些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结合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推动新时代税收制度的创新。

税收政策的制定要有高度。新时代的税收不仅属于经济范畴,也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治理范畴的属性。需要从现代税收文明和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设计、布局税收改革,建立起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来,税收改革伴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新时代需要深化对税收的认识,按照新时代要求,重新定位税收功能,制定税收政策,使其更符合新时代需要。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决定了税收政策是国家经济体制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国家职能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资源配置的手段,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历史阶段,税收制度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比如,增值税改革不仅是税收制度的改革,而且是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变革。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次增值税改革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自1979年开始试行后,增值税先后进行改革的节点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充分证明了税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减税不是一般意义上经济主体税收负担的减轻。从国际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税收的减免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但需要更强的税收竞争力,还需要将其转化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优势,通过创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税收思想和理论,为全球税收制度安排做出贡献。

税收政策的执行要有温度。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立场。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其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即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正从出口与投资为主体转向内需与消费为主体。因此,在原来结构性减税基础上,这次更大规模减税增加了普惠性减税。由此可见,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税收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今年以来,国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从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正式施行,到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再到4月1日深化增值税改革,一系列减税举措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有效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拉动消费。2018年10月31日,世界银行公布《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上期的第78位升至第46位,提升了32位。税收营商环境的显著提升是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提高的重要原因。“纳税”指标显示,中国纳税遵从成本、税费直接负担都呈降低趋势。税收政策的温度不但使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了,而且也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融入其中。

税收政策的执行,温度很重要。人民的立场是税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应该把握的最大政策。

(作者:大连市税务学会会长)


赵恒学术小传

赵恒,2012年5月~2016年2月任大连市国税局局长。经济学博士。现任大连市税务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著有《心智的管理》《领导者36项修炼》《大数据的脚印》等多部著作。

编辑:孟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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