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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税收之走向新中国

记者 李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意志坚定,而且工农武装割据和敌后抗战的经历,让他们积累了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发展生产的丰富经验。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自己行之有效的经济纲领和组织手段,解放战争以超出所有人意料的速度迅猛发展,经过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区的财政税收工作,也为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南京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群众的情绪快要爆炸了!不知是谁带的头儿,人们抓起手边的砖头瓦块,劈头盖脸地砸向那个“坏蛋”。猝不及防的“坏蛋”头破血流,激动的群众还在不停高呼口号——现场几乎失控。

这是1946年发生在张家口解放区的一幕,从1945年5月正式上演以来,这样的场景在“坏蛋”陈强的经历里不断出现。他因为经常要在最后长时间跪在地上接受审判,膝盖瘀血红肿。更有甚者,同一年,他差点儿被一名愤怒的战士开枪击毙,幸亏旁边一名班长及时抢过了枪。从此以后,部队规定,看《白毛女》不许带实弹。

“黄世仁”,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刻骨仇恨。

抗日战争胜利了,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这种矛盾的经济基础和直接体现。

1946年春,内战尚未爆发,几位来自不同解放区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华中的邓子恢、山东的黎玉——和中央领导在延安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土地问题。由于地域的分割,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仍然让中央领导感到深受启发。

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毛泽东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占有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这种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躲进深山的白毛女,悲愤而死的杨白劳,阴险贪婪的黄世仁,把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鲜明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年轻而不甘屈辱的喜儿(白毛女)在逃入深山时唱道: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

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

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

那种强烈的反抗精神,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就像淋了油的干柴,离爆发就差一个火星儿。

当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样的总政策时,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解放区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有统计显示:虽然解放区人口和面积少于国统区,但由于解放区掌握的农村较多,且没有繁杂的中间环节,农民负担较轻且税收效率更高。1946年,全部解放区税收效率在15%左右,土改较早的地区更高。而国统区由于地主豪绅层层盘剥、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农民苦不堪言,政府税收效率的平均水平只有3.5%,战争中后期更糟。以当时美元粮价折算,1946年国统区的税收为60亿斤, 而解放区达120亿斤。

毛泽东说,过去这一年(从《五四指示》到现在)是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支援前线

年轻的女干部赵昭随部队打回来时,税务局几个留用人员正在大吃大喝。这里旧机关里的人,不配合、出难题,对共产党的领导心存疑虑、观望等待。赵昭憋着一股劲学习城市税收管理,每到夜深人静就研究报表,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感到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

赵昭是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大军中的一员。当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刻,国共双方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北。

毛泽东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日伪1944年调查的统计显示:东北的重工业占当时全中国一半以上,铁矿蕴藏量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鞍山、抚顺、小丰满分别被称为中国的钢都、煤都、电都。但东北的工作,对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新的考验,经济税收方面尤其如此。

晚年的赵昭回忆:当时我们立足未稳,巩固地方政权、支援解放战争都急需用钱。陈云同志说,我们没有摇钱树,又不能发钞票,只有加强税收。当年25岁的吉北地区税务局副局长赵昭和其他共产党的财税工作者一样,面临着远比以前农村地区复杂的情况。唯一和以前相同的,可能就是收入的压力仍然很大。

基本的阶级属性,让中国共产党的税收工作很自然地从废除苛捐杂税开始。日伪时期各种名目繁多甚至奇葩的捐税,如“接待人捐”“畜犬捐”“制缸捐”等16种地方捐和营业税、交易税等15种税,均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解放区新的税收制度。

这种新的税制,不仅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鼓励了工商业发展,还鲜明地体现了税收的引导作用——(税负)工轻于商,必需品轻于非必需品。如对烧酒、迷信品税率规定为100%,而油类税率为5%,煤税率为3%。

实践证明,税负的降低并没有造成收入的减少。恰恰相反,在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1946年基本用完后,税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统计显示,黑龙江省在1947年征收公粮28万吨,1948年征收公粮38万吨;松江省1947年征收公粮19万吨,1948年征收公粮28万吨。

黑龙江省1947年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12%,至1948年增加到20%。

嫩江省1948年1月~7月税收为96亿元,比1947年全年增加37亿元。

有“东北小延安”之称的佳木斯,私营工商业由解放前的810户,到1948年底已发展到3901户,逃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工商业者陆续返回重新开业,税收大幅增加。

老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1946年4月解放后,全市的工商业户从1640户发展到1949年的4392户,缴纳产销税的制造工业从23户增加到1948年的199户。1949年的税收比1946年增加1022.6倍。

税收增长的背后,得益于正确的经济税收政策,也得益于税制、机构的统一。

1946年,东北各省先后成立了省一级税务局,统一了主要税目的征收。根据“从经济到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理负担”的政策,东北地区对财政、税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税收工作趋于稳定。1948年,东北解放区实现了税收统一。

主持东北地区财经工作的陈云事后说,他正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税收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提出,财政计划建立在税收上。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写道,“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正是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解放战争的进程才得以不断加速。

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发展到70多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超过百万,加上支前民工如担架队、运输队、医疗队等等,军费支出十分庞大。

据统计,整个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共出动民工183万人,担架13.7万副,大车13万辆,抢修公路2185公里、铁路4370公里,筹集运送粮食5500万公斤,提供棉衣100万套。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共筹运油料1128吨,供应各种子弹1000万发、炮弹2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炸药5万斤。直到四野南下入关初期,部队的大部分费用和后勤保障仍由东北供给。

从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后,1.2万名干部走出城市、深入乡村,发动组织农民进行大规模清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高潮,到后来统一税制、发展生产,实现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局部转向整体、从分散转向统一的战略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积累经验、不断成长。他们在稳步向着新中国迈进,也必然要经历新的考验。

分到土地的农民重新丈量土地。

入夜后的海面黑沉沉一片,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像是在催促人们抓紧赶路。这是一支从辽东半岛出发,赶往山东半岛的船队,船上运的是东北解放区生产的炮弹。此时的华东战场,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

内战爆发后,作为“全国质量最好、最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山东解放区一直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国民党政府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早就名存实亡了。

1945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至此,山东根据地拥有全省80%的土地、75%的人口。毛泽东说,“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山东近海,土壤肥沃,是全国花生、食盐和白酒的主产区。而早在抗战时期,以《山东省税收暂行条例》及其他一些税收法令的公布为标志,山东根据地的税收工作就已经逐步趋于正规。解放区的进出口货物税、产销税、盐税,征收管理成熟有效,成为山东革命根据地战时对敌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

但是,新的形势给山东带来极大的压力。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华中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机关向山东转移,到1947年1月,统一整编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共40.2万人。山东成为华东主战场,几十万大军和后方人员进入山东,人民负担相应加重,解放区财政非常困难。

1947年2月底,大鲁南地区的公粮就基本吃光了。如何克服困难、筹措粮款、保障供给,确保野战军作战计划的实施,成为财经工作首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财经战线的同志通过深入调查、民主评议,改变了过去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弊病,出色完成了公粮征收任务。1945年,山东各战略区公粮实征数为:胶东1.3亿斤,滨海1.2亿斤,鲁南1.1亿斤,鲁中1.0亿斤,渤海1.0亿斤。1946年,山东解放区公粮、田赋折粮、村附加粮、柴草折粮共计征收15.5亿斤,占当年全部粮食产量的13%。同时,解放区在发展生产、促进增收上发力。从对鲁中、滨海两区的统计可以看出,1947年上半年,税收数额就超过了1946年全年。

1947年下半年,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全面反攻,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农业税收的整顿、工商税收的统一、土改的顺利推进,轰轰烈烈献金、献粮、献物资运动的开展,使山东解放区经济力量不断充实,群众翻身做主,参军支前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6月~1949年9月,山东解放区共将8.5亿斤粮食、72万斤花生油、69万斤食盐输送到各大战役前线,还先后向中央输送黄金13万两。

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支前群众达540多万人次,他们赶制、提供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条,汽车257辆,向前线运输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运送伤员11万余名。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1∶9。

其结果就是:杜聿明集团26万余人在陈官庄包围圈里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外围的解放军部队粮弹充足、士气高涨。陈毅有感而发:“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连片,原来各解放区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急需改变经济管理办法,由分散管理走向统一。1948年5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听取汇报后指出:“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经济。”他强调,“做经济工作必须懂得经济规律,掌握各种数据,否则肯定要犯错误。”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从反面印证周恩来的话。

他们不顾经济脆弱的现状,靠印钱来弥补市场上的工农业产量不足,造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通货膨胀。1948年8月,蒋管区的物价比抗战爆发时上升了150万倍。国民党当局遂决定停发法币,改发金圆券,但是物价只稳定了两个半月。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国民党军队封锁解放区还只是不久之前的事,不过数年,共产党已经开始利用自己控制大量农村地区的优势,对国统区的大城市展开经济封锁。上海的粮食副食、燃料布匹全面告急,却不可能用共产党曾经的办法打破封锁。

在丹阳参加工作的杨孝清楚记得,他们税务组的干部刚随渡江部队登上长江南岸,身后的江面突然又被炮火笼罩。很快,江中的英国炮舰“紫英石”号挂起了白旗,“大家都很振奋”。这炮声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

1949年5月28日,随陈毅参加了接管仪式的顾准也很振奋。第二天,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就贴出了由顾准起草,陈毅、粟裕签署发布的上海市军管会布告,明确宣告:现上海已获解放,原国民党各税务机关业经本会经管,一切财政收入均转为人民服务,性质上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争取全国胜利,任务至重,值此解放伊始,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希各界人民照旧缴纳,勿得逃避。至于国民党原订税率不合理之处,俟秩序安定,本会即根据发展生产之原则,修订新办法实施。之后一段时间上海税务局长顾准的签名成为大街小巷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

在随后上海的经济斗争中,陈云指挥了“两白一黑”战役,控制了物价;顾准用税收手段收回了外国资本在上海的资产,实行税收管理员制度保证了收入……共产党人很快进入了角色,开始建设新中国。

1949年11月28日,政务院指示,以此前已经分批进驻北平南兵马司一号办公的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1950年1月30日,以解放区税制为基础,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的通令,颁布《全国税政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政。

新中国已经建立,全国税收工作翻开新的篇章。但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税收事业,一路艰苦奋斗、筚路蓝缕,数不清的先烈牺牲在建立新中国的征程上。史书记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仅中南税务局就有128名烈士牺牲……

今天的中国,是无数仁人志士梦想中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税收,是传承着红色基因、责任重大的伟大事业。

今天的我们,更要铭记先人的事迹,寻着他们的足迹,沿着他们的道路,去创造新的光荣。

编辑:孟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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