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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看变局中的危与机

作者:郝正非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化还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吗?疫情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如何判断中国经济在疫情下的危与机?

目前,很多专家都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记者试着归纳专家们的共识,并与读者分享。

疫情过后的世界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疫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未来世界经济将增长乏力,国家间经贸摩擦不可避免,但科技创新将加速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未来10年,世界格局将会呈现“三高一低”的特点:“一低”是指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10年低迷期。这次疫情紧跟着2008年~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各主要国家财政再次大伤元气。各国政府为了应对这次疫情,不得不大规模增加财政开支,财政赤字会大幅飙升。在应对财政赤字的办法中,多收税对经济发展肯定不利,减少开支对经济增长也不利,多发国债会导致有限的储蓄从企业债或者股票的领域流出,转去买政府债,对经济增长仍是负面影响。“三高”之“第一高”是指高资产价格。未来十年全球范围内资产价格会持续走高,通货膨胀极有可能成为各国经济常态。“第二高”是指高科技。未来十年是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加速期。“第三高”是指高风险。高风险主要来自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主要国家间的不理解与摩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倒退和全球经济萧条的到来,将迫使中国发展的规划和战略做出大的调整。疫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所说,全球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除了修修补补,艰难度日,未来10年都不太可能再有起色。

怎样看待双循环?强调内循环为主是对过去对外开放的纠偏吗?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提出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有些人不禁疑惑: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会不会导致逐渐回到以前闭关锁国的道路?对此,李稻葵认为,双循环的根本要求是两句话: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或者“量”,来自于国内市场的增长,而不是国外市场。二是拉动经济增长的“质”,来自于更高质量的、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国际竞争,包括提高国内的管理水平、竞争能力、产品设计标准等。他还打了个比方,内循环相当于发动群众来搞体育活动,全民健身。外循环相当于运动技能的提高,在最高层次上和国际高手们过招。外循环方面还要更加努力,而不是走回头路。他强调,全球化出现了转型,靠买别人的技术和外商投资直接给技术的做法行不通了。

全球化的方向并没有错,但全球化的速度需要调整。全球化的收益与全球化的速度并非简单的正相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何帆说,内循环不是走闭关锁国的道路。闭关锁国强调的不是对内,而是排外。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享受到了巨大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要完全逆转几乎不可能。他认为,双循环要解决两个关键矛盾,这两个矛盾是过去20年里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副产物。一是国内生产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同时,却在关键环节和领域缺乏足够保障,生产效率与安全稳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内生产环节有很多短板要补。二是中国人民越来越需要品质更高的产品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中国企业为满足外需已经积累起的强大生产能力却始终不能很好地服务国内的潜在需求。

这一轮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目前这个理念遇到了专家们的重新审视。何帆甚至认为,这个理念基本已经破产了。他说,人们曾经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从整个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本国经济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才能对全球化形成缓冲,然后才能在未来发展得更快。

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长远驱动内外经济均衡跃升,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张军认为,现在到了思考怎样更好地深耕国内市场的时候了。中国现在已经提出区域经济融合的多个战略,包括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庆成都的双城经济圈战略。尤其像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这是中国的天然发展轴。目前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中国的1/4,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接近一半,再加上京津冀、粤港澳,70%多的经济总量都集中在这些地方。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有哪些?

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区域洗牌、提振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都是今后宏观战略的主要着力点,而通过体制改革打通各要素环节,联通国内大市场,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何帆说,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涉及很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包括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等。这个文件说明中国目前很重视要素改革问题,当然希望随后能尽快出台一些可操作的、能长期稳定人们预期的政策,因为现在缺的是对未来的信心。长期投资基于长期预期,有长期投资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内循环意味着内部居民消费力的激发和提高,包括以往高端海外消费力的回归——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李稻葵认为,在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10亿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但是没有正式的居民身份,不能买房、买车,政府必须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同时他认为,应进一步减少与劳动用工相关的税收。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4亿人口都在城里生活,但还不太敢大规模消费,因为他们有很多后顾之忧,住房、养老、教育、医疗这四件事,政府要花钱逐步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完善,以此来释放消费。此外,中国经济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大市场,未来十年一定要在形成统一大市场方面下功夫。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也绝对不能落后。

张军认为要关注粮食的安全问题、能源的安全问题、医疗资源的安全问题、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像核心技术供应链这样的关键领域。技术为传统的经济部门赋能,使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结构变化。中国应该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鼓励未来更多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要素资源能够持续创造新的经济部门。

经济学的规律是否发生了变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部门、就业方式,在一些领域改变了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博弈方式,这使得基于古典市场的经济理论的适用性出现偏差。

张军说,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古典的市场来讨论经济的变化,而古典市场上最主要的角色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而且彼此还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不管再怎么聪明的人,作为需求方从供给方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市场交易双方为了让交易能够更好地完成,需要彼此收集对方的信息。搜寻是有代价的,而且还需要第三方来监督,防止欺骗。这些事情最后都是通过市场上购买第三方的服务来解决的。第三方的服务就是供求之间的中间层组织。所谓的发达市场,就发达在中间层组织发育得比较饱满、比较厚。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出现,会让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界限消失。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基石,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们制定的宏观政策,都是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奥肯定律这些理论的,就业数据的变化让根据这些理论得出的结论至少部分地不能贴合实际情况。

在微观经济方面,也存在理论适用性的探讨。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但何帆认为,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供应链只追求效率至上原则,企业只负责生产自己擅长的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到全球供应链上通过购买获得。日本早先实行无库存生产方式,即零仓储管理,不备存货,这样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这种全球供应链建立在对合作伙伴有高度信心的基础上。现在,大家突然意识到,各经济体彼此之间是缺乏信任的。全球供应链此时会回到效率和安全兼顾的原则,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要有“备胎”计划,企业要允许适当的冗余,确保在供应链断裂时活下去。


编辑:解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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