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茗饮成风后 从此朝廷榷法行
2016-09-07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       字号:  

  “阳羡春茶瑶草碧,兰陵美酒郁金香。”中国是茶的故乡,唐代饮茶之风已遍及全国。茶俭朴、清淡、和静的气质符合中国人崇尚的精神境界。历朝历代,不论王公贵族、文人士子还是平民百姓,都推崇饮茶,士大夫和文人雅士还创作了无计其数的茶诗,这些诗如同优雅的茶,千年之后仍氤氲着清香。茶叶还是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茶远销中亚、欧洲、北美,茶马古道驼铃声声。茶叶在唐代成为政府的课税对象,宋、元、明、清几朝,茶叶一直是朝廷重要的税源。
  
  我国是茶的故乡,春秋时期已有饮茶的记录。汉代,茶叶发展成为商品,巴蜀是当时全国茶业中心,饮茶之风在四川盛行。魏晋南北朝时,饮茶风俗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晋代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中就有“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到了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全国。
  
  《唐会要》记载:中唐时期,饮茶之风普遍,“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中唐诗人杜牧等写下了“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的诗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更是喜爱饮茶,“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大批商人自南向北贩运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茶文化氛围下,茶叶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开始了茶税制度的历史。
  
  茶税:肇始于唐
  
  “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经济严重衰退,赋税收入锐减,唐德宗为解决财政危机,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以增加税收收入。同时打破隋朝至唐朝中期以来工商业无税的传统体制,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开征商业税收。据《旧唐书·食货下》记载,“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始)于此矣。”于是,朝廷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道,设官抽税,税率为1/10,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税从此开征。当时茶税年收入40万贯左右。但是,两年后,即公元785年,唐朝又废除茶税。
  
  直到793年,皇帝下令恢复茶税。《旧唐书·食货下》记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从此“税无虚岁”,茶税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此后,茶税渐增。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穆宗(公元820年~824年在位)时,盐铁使王播企图邀宠于皇上,“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税率提高了50%。唐文宗(公元826年~840年在位)时,朝廷每年收入矿冶税不过7万贯,抵不上一个产茶县的茶税。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为从茶叶上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朝廷实行茶叶专卖,因措施不当,民怨沸腾,又恢复征税。大和年间,江西浮梁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下了“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反映了当时贩茶是十分有利可图的生意。到唐宣宗时(公元846年~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唐德宗年号)”,年茶税收入近100万贯。而这一时期最大的商税收入盐税每年是600万贯。可见,茶税已发展成为唐朝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宋朝:从专卖到“茶引”
  
  宋朝对茶税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山泽税中收入最多者。当时政府大力支持、鼓励种茶,植茶面积比唐朝扩大了两三倍。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多、工艺精。宋朝福建“建安茶品甲天下”,其中最上品的龙凤团茶,一斤售价黄金二两。同时,由于唐朝陆羽《茶经》的传播和影响,宋朝对茶的品质、采制和烹饮等更加考究,茶道十分盛行,士大夫中还存在斗茶的风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开封的酒肆、茶楼众多,到茶楼饮茶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王安石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也”。(《临川先生文集》)
  
  宋朝初期,为了从茶叶中取得丰厚的财政收入,政府对茶叶实行专卖政策。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实行禁榷法。在淮南六州茶叶盛产区设十三场,管理茶叶专卖。官府先付钱给种茶的园户,待新茶上市,全部交给官府,割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以确保国家对茶叶的垄断,严禁私售。另外,沿江设置收茶机构“榷货务”,负责江南、荆湖、福建等地茶叶专卖。
  
  宋初每年官府专卖茶叶2306万斤,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增至2906万斤。《宋史》记载:专卖的茶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专卖买进“片茶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而卖出“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利润在100%~400%之间。高额利润导致私茶逐渐泛滥,茶贩甚至结成几百人、上千人的队伍,武装贩运,四川还爆发了茶农王小波、李顺聚众起事。
  
  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1063年),仁宗接受王安石建议,把茶叶专卖制度改为通商制,由商人运销、政府征税的办法,减少武装缉私和对民滋扰,保证了茶市的繁荣。这样虽然收入略为减少,但精减了大批禁榷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商人和茶农也都可以增加一定收入。当时每年征收茶税100多万贯,宋政府年商税收入为2000余万贯,茶税已成为税收的大宗。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为加大茶税管理力度,蔡京立“茶引法”,即商人贩卖茶叶,必须先向官府缴纳茶价和税款后领“引”(完税后的贩运凭证),然后凭“引”到规定的地点领取规定数量的茶叶进行贩卖。引分长引和短引,长引期限一年,可在指定区域运销;短引为限一季,只限于本地区内贩茶,无茶引贩卖要受到官府的严惩。
  
  明朝:官府对茶农直接课征茶叶
  
  《元史》记载:元朝茶税征收“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可见元代延续了宋代的茶税制度,但又有所改变。元朝实行引茶法、官卖和征税等多种方式,不过税负大大加重。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初立茶法,行长短引制度,皆以三取一,税率30%以上,“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开征门摊饮茶税,直接向饮茶者征税,后又实行“减引增课之法”,不断加税,盘剥百姓。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收入增至28万余锭,成为元朝财政收入的大宗。
  
  《明史·食货志四》记载,明朝初年,“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税务机构)三十取一”。不过几年后,税率提高到十取一,并采取政府专卖,实行官茶、商茶制度。官茶即官府对茶农直接课征茶叶,《明太祖实录》记载,陕西汉中地区茶树,“每十株官取其一”,所征茶叶用于实施茶马法,即同西部少数民族交换马匹。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陕西河州茶马司规定,上等马换茶40斤,中马换30斤,下马换20斤,此举充实了军马,巩固了边防。商茶主要实行茶引法,即商人向官府买引,凭引向茶农买茶,在规定的区域内贩卖。明朝茶法甚严,产茶有税,贩茶有引,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秩序井然,查禁私茶尤严,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驸马欧阳伦组织贩私茶,明太祖得知后,“帝大怒,赐(欧阳)伦死”,以儆效尤。
  
  清朝:正税之外增设厘捐
  
  清初的茶法沿用明朝的制度,官茶用于储边易马;商茶由商人运销,给引课税;贡茶供皇室享用。全国统一后,边事渐平,战马足用,官茶需求减少,于是修订茶法。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制定茶税征收制度,规定由户部颁发茶引给各地方官府,茶引为铸造铜版,上有引目、价格、茶商姓名、钤盖部印。茶商纳课领引,于产茶处凭引购茶,到指定地域行销,无引者称为私茶。每引100斤,各省引课税率不一,差距很大。如浙江每引征税银一钱,湖北每引则征一两。
  
  清朝后期,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抵御外来侵略,财政需求扩大,各地都在茶税上作文章,又增设茶厘、茶捐等,茶税负担日趋沉重。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江西省定章程,设关征收茶厘、茶捐,每引“除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又于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清史稿》卷一二四)。茶厘、茶捐超过原来的茶税收入。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发现西北茶税税源丰富,完全可作军饷来源,但路远税重,茶务已停顿了10年之久。于是,“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票与引区别是不限定区域且期限3年)。朝廷当即“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税),始准给票。”(《清史稿·食货五》)。并免除附加在茶税之上的杂税,西北“茶务日盛”,茶税大幅增加。
  
  清朝后期的茶厘、茶捐等大都直接留作各省军饷,所以,朝廷的茶税收入没有准确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茶税收入90万两,宣统年间达300万两。
  
  作者:伏杰,江苏省新沂市国税局

 


(责任编辑:p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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