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财税学者，高培勇教授为人们所熟悉，还是从他1997年到中南海为当时的中央领导讲税法开始的。在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对税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税收本身也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刻，记者采访了高培勇教授，重温他当年在中南海讲税法的经历。这段佳话，折射的是我国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也启发着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望。

    记者：高老师，提起您1997年赴中南海讲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参加，这在当时好像并不常见。

    高培勇：是的。那次讲座，可以说是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领导在税收宣传工作上的一个大手笔。当时包括朱镕基、李岚清、姜春云、李铁映、宋健、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罗干等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80余人，都参加了。而且应当提及的是，当时中央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很成型的领导同志集体学习制度，走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的学者也为数不多。故而，很多事情都没有先例可循。有个细节现在说起来你可能都不大相信，当时讲课时我手上只有一份提纲，并没有讲稿。

    记得在正式开始之前，朱镕基同志笑着对我说，“高培勇同志，今天听你讲课的可能是你教学生涯中官阶最高的一批学生。但官阶高不等于学问高，论税收知识，我们都得听你的。别担心，尽管放开讲。”坐在我旁边的戴相龙同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邻近座位上的朱开轩同志（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也分别给我打气，“没什么好顾虑的”，“就当你在学校讲课一样”。我的讲课，就是在这样的鼓励声中开始的。

    记者：您一定作了很充分的准备。

    高培勇：其实准备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从接到通知到正式讲课，其间只有20多天的时间。

    那还是1997年的3月下旬，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张伟同志找到我，要我以税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准备一个讲座提纲。并且说，他们正在积极策划税收宣传月活动，拟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一次税法专题讲座，让税收宣传走进最高决策层。

    乍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内心当然很高兴。但是，待坐下来开始动手撰写提纲的时候，则开始有些忐忑不安了。毕竟是第一次给那么高级别的领导同志讲课，他们需要什么？对税收问题了解多少？讲的不遂他们的心意会如何？如果届时紧张而思维跟不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好多问题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想到这些，反而有些后悔应下这项任务了。于是，我便试探着给张伟打电话，探询推掉这项任务的可能性。张伟同志一口咬定，此事已定。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作准备。不过，一旦知道推不掉，心倒踏实下来了，思维好像也异常敏捷起来。说来也算是做了十几年高校教师积累下的功力，无论是主题的把握，还是线索的筛选，乃至整体的布局，虽然也曾有过推敲上的周折，但总的说，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记者：我听张伟同志谈过此事，当时领导好像是特意要找一位“年轻些”的学者讲课。您那时多大年纪？讲课的内容是不是很“前卫”呢？

    高培勇：我那年38岁，算是符合要求吧。至于讲课的内容，可是费了一番心思。接受这个任务后，我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讲课对象不同以往。要在两个小时内，为有丰富实践经验并深谙全局情势的领导同志讲述一个比较专业的论题，似不宜像寻常那样追求体系的完整，而只能是以问题为导向，直奔主题。从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在重大现实税收问题的分析中阐述税收、税法知识。那时，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刚刚过去3年，各方面对于新税制的期望值很高，评价不一。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便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税收问题。

    入手处选定了，接下来，还要抓突出矛盾并以此作为讲座的基本线索。在当时，制约新税制运行效果、极易阻挡人们分析视线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税负水平的判断。从宏观层面上看，税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站在微观的立场上说，税负不是轻了，而是重了。之所以会有如此难解的矛盾现象出现，其深刻的原因，被我归结为“费多税少”（在次年的3月份，朱镕基总理将其形象地称之为“费大于税”）。而之所以会“费多税少”，其深刻的根源又在于政府收入行为的不规范以及与此相应的不规范的机制基础。

    循着如此的线索捋下去，结论也就一个个清晰起来：我国税收的现状与其应有的地位不相称；我国税收上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主要出在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规范，而非税制本身。故而，当前面临的基本政策选择是，清理政府收费并实行“费改税”。以此为契机，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和机制，进一步完善税制，为新税制的有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讲课提纲基本成形之后，我和张伟同志、杨遂周同志（时为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助理巡视员）共同讨论，并将讲课题目敲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到了这时，心中有些底数了。没过几天，我到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一次试讲。杨崇春副局长、贺邦靖纪检组长、张相海总经济师、张英惠总会计师等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和各个司局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座。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讲得很顺利。从几位总局领导满面的笑容和大家的掌声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后来才获知，当时主持国家税务总局工作的项怀诚同志尽管有要务缠身，也仍然在隔壁的演播室听了差不多一半的课。可见，对于那一次在中南海的税法专题讲座，国家税务总局是多么的重视。

    记者：听说在中南海讲课的时候，朱镕基同志多次向您提问，他掌握的数据和您还有不小的差异。具体情况如何呢？

    高培勇：确实是这样。1997年4月16日一早，我们早早地就到了中南海。说实在话，那时我的内心还是蛮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势。而且越是临近开始，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就越是强烈。

    主持讲座的杨靖宇同志（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宣布讲座开始。还没等我开口，朱镕基同志就说：“高培勇同志，是不是先把讲稿发给我们呀？”那次讲课，我像在学校里的通常做法一样，只带了一份手写的提纲，未准备系统的文字材料。听到朱镕基同志这样说，我赶紧回答：“对不起，朱总理，我还没有写讲稿。”

    “那有没有印好的提纲给我们啊？”朱镕基同志又问道。我又只得惭愧地摇了摇头。

    “那你讲吧。看来今天我们要作笔记了。”朱镕基同志严肃起来了。

    我开始讲了。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形势的描述切入，在中外税收地位的比较中，直接触及困扰中国税收的矛盾现状：政府收入不等于财政收入，税收占整个政府收入的比重偏低。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税收应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

    之所以出现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是因为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收入，有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之分。只有预算内的收入才属于可集中调配的财政收入范畴。至于其他的两类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收入，则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范畴。

    之所以税收要占到政府收入的绝大比重，是因为相对于政府收入的其他两种主要形式———收费和国债而言，税收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强制性、无偿性和数额的相对固定性。

    之所以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后的中国税收仍未成为政府收入的“主力队员”，是因为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诱发了政府收入行为不规范的基因，长期积累下的财政收支困难格局又刺激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热情。故而，导致了税收“缺位”与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的“越位”。

    可以说，在最初的十几分钟，我讲得是比较顺利的。并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循着早已拟定的讲课线索，逐步深入主题。这期间，真的未感到此时的讲课与平日学校里的教学有什么不同。

    但是，始料不及的是，朱镕基同志发问了：“高培勇同志，我得抓紧提问，免得一会儿忘记。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77％，似乎不够准确。我手上的数字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来的？”

    我稍愣了一下，慢慢回答说：“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额之比。但在计算中，要区分全国债务依存度和中央债务依存度。您说的数字是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但中国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所有的国债都是中央政府借的。所以，可以作为分母的应当是中央财政支出。以中央财政支出额而不是全国财政支出额做分母，分母小了，分子相同，其结果，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数字就会大许多。”

    我又接着讲下去。税收的“缺位”和各种收费的“越位”所带来的最麻烦的问题，是无端加大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因为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不管是税，还是费，只要是政府部门收的，都是一回事，都被认为是税。目前，各种税费相加之后的整个政府收入总盘子，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以上。反过来，政府收的真正意义上的税只不过占到GDP的10％多一点。这时，朱镕基同志又发问了：“你描述的情况很严峻，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是不是确切？”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有点发毛了：我这样讲是不是惹领导同志不高兴了？来不及多想，带着一种学者“认死理”的本能回答说：“这是通过典型调查得到的数字，应当是确切的。”

    朱镕基同志点了点头。

    但是，从这时起，我脑子不自觉地开小差了：如果领导同志不满意我的说法，结果会怎样？若真是讲砸了，怎么向国家税务总局领导交代？思绪一不集中，虽然讲述并未停下来，但感觉就不那么流畅和自如了。

    大约持续了几分钟，又立刻意识到这样不行！一个声音在耳边想起：“打起精神！”这时，所有的杂念似乎一下子没了。

    此后的状态便渐入佳境，甚至到了“超常”发挥的地步。不仅思维极其清晰，语言也生动起来，抑扬顿挫，有点出口成章的感觉。由造成政府收入格局不规范原因的分析，到对1994年税制改革实践的评价；由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税制优化理论成果的介绍，到中国税制不断优化前景的向往；由进一步完善税制任务清单的开列，到提升税收地位意义的归结；由“费改税”以及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税收观政策主张的提出，到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和机制以及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系统思路的阐述；一直到几个重要的基本结论的总结。

    其间，朱镕基同志又发问了几次，但他是带着笑容发问的。其他领导同志或是频频点头，或是忙着作笔记。

    不知不觉间，时间到了，拟定的内容讲完了。我松了一口气。

    记者：我们知道，朱镕基同志对您的讲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高教授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我们很受启发。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这次讲课之后，他还特别强调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税法知识的重要性。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这次经历，您还有什么感悟和我们一同分享？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您对我国税收的未来有何期望？

    高培勇：那次讲的一些内容，在今天看来，都属于市场经济中的常识。也就是说，在十几年前可能被视作前沿性的一些东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已经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了。比如，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怎样，在十几年前，是存有争论的。对于税收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更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在今天，说到税收的时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已经颇为熟悉甚至达成共识了。比如，税收所具有的财政收入支柱、调节收入分配杠杆和宏观调控的手段等方面的作用，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们广为认知的。诸如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层次区分以及他们分别在税收运行链条上的角色定位，也已经为人们在很多场合广为引用。可以说，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带给中国人、带给中国税收的深刻变化。有了这样一个深刻变化的基础，中国税收事业的科学发展才有了可靠的支撑。也正是在如此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包括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征管改革在内的各方面税收工作的推进，才可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我以为，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需要回顾并总结这段历史轨迹、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通过与时俱进的税收制度改革和税收征管改革行动，让税收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保持彼此匹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