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上月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有学者建议直接将起征点调到5000元/月。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撰文提出“调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后，97%的网友认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60%左右的网友认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5000元以上。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大代表则建议，个税应以家庭申报缴纳为主，个人申报为辅。

　　今年3月份，个税起征点刚由1600元调到2000元。但今天朝野一致的呼声，说明当时的调整并未到位；或者说，世易时移，当时的调整，很快又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的确，通胀一路走高，财政收入突飞猛进，但民众收入提高的速度却像蜗牛爬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民间已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个税短期内的调整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当前的个税机制，存在两个互相冲突的矛盾：如果长期维持起征点不变，则随着国民收入的普遍刚性提高，个税的公平性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背离其调节收入差别的初衷。1981年我国开始征收个税，起征点是800元，是当时平均工资的13.3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当年8月以后，个税起征点才被提高到1600元，但那时，居民平均工资已在1600元上下，个税几乎成了“人头税”。

　　现行的个税征管方式都是单位代扣代交，最容易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而对那些高收入者很难有效监管。尤其是私营企业，要分清哪些是个人所得，哪些是企业收入本来就是一件难事，避税极为容易。如此一来，工薪阶层反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

　　另一方面，频繁调整个税起征点，不仅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挑战，而且每一次小小的调整，都势必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呼吁，媒体和网友的关注，法律修改程序的启动，等等，都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如果个税起征点能够随着时代和人们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那么，这些宝贵的社会关注力量和资源完全可以运用到更多、更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上。

　　建立刚性和弹性兼具的个税法律机制，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关键是要紧紧守住“藏富于民”的底线和“调整收入差距”的初衷，而不是一味从增加财政收入着眼。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1981年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职工月平均工资60元的13.3倍；现在起征点为2000元，几乎是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因此，若按1981年标准，起征点应为月收入25000元左右。若按现有的房价负担来算，以北京为例，若想在北京五环内供一套90平方米住房，其20年月供至少也在7000元以上，加上抚养儿女、赡养父母、自己进修等费用，扣除三险一金，其年净收入应在20万元以上。这样算，个税起征点应在2万元以上为宜。但这仍只是静态标准而非能够自动调整的动态标准。

　　全国各地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相差巨大，个税起征却执行同一个标准，对生活成本高的地区显失公平。比如月收入1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也许是高收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许刚刚供得起房贷月供。

　　综上，个税的法律应兼顾国民收入逐步提高和地区差别巨大的现实，只需规定一个当地职工月平均收入的倍数标准，比如8倍，10倍，或者15倍，并规定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这样就很好地实现了自动调整功能并且兼顾了地区公平。由于它是地方税种，至于是家庭申报还是个人申报，则可由各地自行掌握。

　　作者简介：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以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著称，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年发表文章三百余篇。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等众多选本，著有《俯仰天地间》、《江湖上的中国》、《冰封的火焰》、《中国钥匙》等书。曾在地市级政府机关工作十年，2002年应邀加盟中国青年报，成为《青年话题》版面编辑，现为中国保险报评论版主编、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和网站评论专栏作家。

　　近年主攻教育和城市化问题，提出“高密度城市化拯救中国”论，以笔为旗，矢志不移地为打破各种城市壁垒呐喊呼号。教育方面，在国内最早在报上激烈批评教育部公开支持“名校办民校”，最早公开在报上指出招生计划指标才是招生不公的根源。其“中国大学费用为世界最高3倍”一文经《科学时报》发表后，被新华社全文向全国发通稿，产生巨大反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